1635汉风再起 第二三六章 大秦人的失落

当一个巨大的气球漂浮在空中，缓缓地从长安城经过时，引起了全城的轰动。无数的人仰着脖子，目光紧随着气球漂移的方向转动着。还有一些好事的民众，几人合租一辆马车，循着气球运动的轨迹，一路追了过去。

“气球下的吊篮里有人！”

终于有人发现了气球吊篮中载运的乘客，里面有两个脑袋时不时的探出，或者观察着周边的地形地貌，或者热情地向地下的人群挥手致意。

城市里人们欢呼声更加热烈，无数的手臂不停地挥动着，向这两名去征服天空的勇士致敬。

“这要是摔下来，岂不是将人摔成了八瓣！”大秦郑王孙征寰看到那高空气球逐渐远去后，脸上震惊的神情，久久没有平复，“这齐国人怎么如此胆大，竟然敢以神仙之法，登上了天庭？”

“殿下，这不是什么神仙之法。”前来迎接孙征寰的文渊阁大学士、鸿胪寺卿岳敬修摇头说道：“数月前，这个能漂浮于天上的气球就曾出现在长安城的上空，此乃齐国人制造的一种飞天工具。”

年初抵达的访齐专使团，在完成相应的外交使命后，大部分成员已经于六月初，搭乘齐国商船返回南京，向承德帝复命。而副使岳敬修却因为要代表大秦，恭祝齐国皇帝陛下六十圣诞，便留了下来。

却没想到，承德帝和内阁诸臣会如此重视齐国皇帝的六十圣诞庆典，还专门派了陛下的兄弟郑王孙征寰为特使，携带大量礼品，来到汉洲本土，以为齐国皇帝祝寿。

想想也是，这数十年里，秦明齐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而且，今年刚刚又从齐国手里借贷了三百万汉洲银元，以缓解窘困的朝廷财政，加上此前的几笔借款，我大秦已然欠了齐国差不多一千万了，妥妥的大秦金主。

另外，我大秦的当今皇后乃是齐国皇帝的女儿，这么算起来，承德帝就是齐皇的女婿。派个使团，带些礼品，给老丈人祝寿，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作为大秦的内阁僚臣，岳敬修在齐国留居的大半年时间里，在齐国鸿胪寺官员陪同下，除了西南桂州今澳洲珀斯地区和西部临海今澳洲黑德兰港地区未曾到访外，已经乘坐火车，陆续参观考察了齐国东南沿海和南方地区数十个府县城镇。

曾以为，齐国富庶，经济发达，可能只局限于北方的建业、东北的威海今澳洲凯恩斯市，以及首都附近的大兴今布里斯班市等寥寥数个地区。然而，当他乘坐火车，由大兴一路南下，途径的永昌今黄金海岸、郢州今纽卡斯尔市、临淄今悉尼市、复州今伍伦贡市，或称卧龙岗、南都今墨尔本、江陵今澳洲南部吉朗市、南安今阿德莱德市等主要城市时，无不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一排排卧立的厂房，数不清的高炉烟囱，一座座正在开采的矿山，还有乡村无尽的良田，牧场中遍布的牛羊，以及沿途设施优良的道路和交通，富足安详的民众生活……，种种景象，强烈地冲击了他的视觉和内心世界。

仅从表象来看，我天朝上国，已远不如齐国矣！

在过去的数千年间，神州大陆的中原王朝，几乎一直都是地球上最为富裕发达的地方，这完全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农业基础和灿烂的文化，以及遥遥领先世界的手工业制造。

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差异，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三到五倍。广泛的水稻和小麦种植，先进的农耕水平，领先世界千年的“做屎”技术，使得中国能产出更多的粮食，繁衍出更多的人口，从而导致较低的人力成本。

欧洲及其他地区则恰好相反，较高的人力成本成为一种劣势。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一直是执世界经济之牛耳。

直到16世纪中叶，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仍旧更富有革新精神，也先进得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真神教世界。对古代中国与当今世界大部分发明和创造进行粗略比对和统计，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数的基本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源于中国。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商品对贫穷的欧洲人来说，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及。哥伦布之后，美洲大量的白银才为欧洲提供了中国唯一可接受的交换物，中国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地。

在冶铁、造纸、采煤、盐业、丝绸、纺织、瓷器、印刷和建筑等各方面，17世纪初的大明王朝都还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工业产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景德镇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场，不仅仅因为产品精良，也因为其生产规模与组织先进。可以说，它代表了齐国蒸汽机带动的机器年代来到之前，世界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的最壮盛的成就。

在同一时期的英国手工工场业主只有几万英镑的资产，但大明的民间“资本家”可以调动多达几百万的银子进行投资和生产。

更能表现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冶铁业方面，在大明永乐年间，铁产量就超过了16万吨，这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铁产量总和还要多欧洲铁产量在18世纪初才将将达到16万吨。

粗略估计，在大明时期，中国大约生产了世界305%左右的制造品，印度和欧洲各占20%，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

事实上，从初立的大明到如今的大秦，神州大陆并不是没有变化，也不是没有发展，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家庭——手工时代。而同一时期，不说狂飙突进的齐国，就是欧洲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农业——手工时代跨入了工业初级工厂时代。

目前，大秦的官办工场也好，民营工场也罢，尽管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如织造业、陶瓷业、钱币制造、造船，以及火器制造，工场人数规模从数百到上千不等。但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大秦的制造水平极其原始，生产所用的机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工具也多以竹木为主当然，部分工场也进口了一些齐国五金工具，大部分都在用简陋的牛筋、羊肠、麻绳捆扎联接，动力全靠人力少部分有水力，连畜力都不多。

齐国的众多陶瓷厂和景泰蓝工厂，早已经采用钟表和温度计，而景德镇仍在使用焚香计时和试片测温。

昔日的天朝上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在与飞速发展的齐国相比较，就显得它长久以来似乎已处于停滞状态，国力反而被齐国迅速赶超。

一个叫戴梓的年轻工部员外郎在考察期间，曾对岳敬修进言，造成秦齐之巨大差异，盖莫于科举和教育的本质，以及社会的氛围。他认为，大秦如今的教育体系，造就了相对的稳定和极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却不能产生齐国这种科学精神和创新源泉。

“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权力和学术上的**，是对大秦科学技术的最大“摧残”。在一个权力社会，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

整个大秦社会，文化层面上明显是重艺术而轻技术，甚至将技术也变成艺术。在齐国，精巧的钟表是技术的典范，到了大秦，则成为艺术品，给它镶金带银，极尽装饰。玻璃，在齐国的应用以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为最，当然，也用于装饰民宅，可在大秦，一些灵巧的工匠，却将琉璃加工成奢华的鼻烟壶或者名贵的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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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时期，《墨经中就有了有穷、无穷、无限小最小无内、无穷大最大无外的定义和极限、瞬时等概念。魏晋时期，刘徽首创的割圆术求圆面积和方锥体积，求得圆周率，他的极限思想和无穷小方法，是当时极限思想的深刻体现，更属世界首创。

而前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也独创了“隙积术”、“会圆术”和“棋局都数术”，开创了对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

特别是到了前明时期，数学发展水平达到了的高峰，出现了“垛积术”、“招差术”、“天元术”、“四元术”、勾股数学、弧矢割圆术、组合数学、计算技术改革和珠算等杰出成果，已经接近微积分的大门。但最后，却让齐国学者，通过对上述数学成果予以系统总结和延伸突破，不到数年时间，便开创了微积分学，然后洋洋得意地向到访的大秦学者炫耀。

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大秦社会，还隐有一种老庄思想，信奉“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甚至，还有咄咄奇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人家齐国在四十年前初立，羽翼未丰时，便大力开启民智，实施全面义务教育，以使民众通晓文理，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也未见齐国“民之难治”、陷入“国之贼”境地？

荀子所著《礼论中提及，“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可是，在考察和探究齐国发展历程后，却愕然地发现，他们何曾遵循《礼论之言？

在齐国，仿佛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极力践行“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对任何能促进发展力的器物和方法，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

戴梓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论断，我大秦之所以落后于齐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动机，而非缺乏能力，这是受限于社会总体环境，而并非由于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于齐国人。

这齐国人，曾经都是一些什么人呀？那都是从我大秦大明逃难过去的饥民、难民！

我大秦要改革，要开启民智，要发展器物，更要全民崇尚科学。

“机器大行，则农工失业必重，然朝廷又将如何予以安置？”岳敬修沉默良久，喟然一叹，“我大秦自强之道，与齐国异也。齐国以商务为国本，我大秦以民生为国本；齐国之自强在器物与经商，我大秦之自强在爱民。齐国民数少，故用机器，而犹招揽我秦人以补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数繁，故不轻言以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

“天下初定，则生齿日众，事事仰给人力，尚多游手坐食之人，再以机器导其惰，聚此数十百万游民懒妇，何术以资其生乎？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倘若，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

当陪同的一名齐国官员听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国仿齐国模式，殖兴机器，大力发展工商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却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轻轻地回了一句：“你们的政治土壤，不太适合我齐国模式。”

戴梓闻言，愕然良久，随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秦国人也不能免俗。

司马迁曾曰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重农而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

观大秦治政，也未能脱离历朝历代之框架，对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压和抑制之举。因为，商业毕竟是自由的产物，我天朝上国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

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商人从来就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每一个工商业者都必须面对“一个时刻都可能被官吏借口执行律法而强加掠夺”的王朝。强大的集权王朝管制和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在这种情势下，似乎只有下层商业，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

像齐国这般“支持现代工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

另外，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陆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产权不清晰”、“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当官吏们作威作福到无视律法，以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

如果王朝**，君主暴虐，官场**，人们的财产随时都有受侵害的危险，那么，人们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乡间地主和市间商贾的秘密地窖中积存的一个个巨大的银冬瓜，无不是对此最为直接的反应。

权力，历来就是**社会中最主流的法则。在这种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学而优则仕”，只要进人官僚体系，就可以抢占他人的财富，这实际是激励人们去走掠夺性的道路，并在财富的分配上极尽钻研，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创造更多的财富。

相反，齐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将人导向财富的创造，刺激每个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形成一种正向激励。

大秦之弊，在于制度之困和人心之变，非一时之革新，便能涤荡清除。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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