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和蔡邕都是智商绝顶的人,所以他们说话可以直奔主题,谈“300年前董仲舒那套正统哲学理论,如今有哪些不合时宜”。

但很多以上帝视角俯视蔡邕的人,并没有蔡邕的知识基础,所以那些人听李蔡高论之前,就得先搞清楚:董仲舒当年为何被皇帝尊奉,为此又埋下了哪些雷。

董仲舒对皇帝的核心吸引力,赤果果就是一句话:他论证了“刘家人凭什么长久做皇帝”。

先秦百家的正统观,直到公孙弘引用的,主要停留在“谁统一天下使百姓不必再打仗”,谁就有最大的功德,这也是华夏“成王败寇”的思想根源。

除此之外,其他还有些次要的正统性理由,比如看统治者家族血统是否高贵。

但这种丛林法则隐患很大:第一个拥有这种“大统一免战”功德的可是秦始皇啊!连始皇后人都没能享有万世江山,刘家出身更卑贱,凭什么要千秋万代?

汉初道家和法家分别建议“休养生息”、“以时间让人民习惯姓刘的当皇帝”,把这事儿回避过去了,但并未一劳永逸解决。

汉武帝时用民过重,这个问题愈发凸显,董仲舒就写了一部,拼凑出一套“天人感应”,把他自己的私货塞到了儒家的皮里,彻底击败了道家法家:

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纲君父夫。把天上的一切自然天道,跟人间的施政得失对应起来。只要天道没变,没有重大灾异,就说明如今的天子仍然受到天的眷顾,有“天命”在身。

天下人都被天人感应愚民之后,很多人明明都活不下去了,但因为相信“现在天还没有灾异,说明皇帝还没昏庸到被天抛弃的程度,咱现在造反肯定是送死,不如再等等”,谁都不敢当出头鸟。

但这也有问题,那就是天灾迟早是要发生的。风调雨顺之年倒是隐忍了,大灾之年却更加人心惶惶。

幸好,汉武帝当时还有第二招,那就是杀相谢罪。

西汉早期的政治制度是实相虚君。这就带来一个好处,因为丞相大权独揽,事情没做好就能追责。

而且天灾往往是暂时的,比如一次大地震后,立刻杀一个丞相,只要地震没有马上跟着来第二次,那皇帝就可以说他的举措有效:你看,丞相被我杀了之后,天就不再立刻降下第二道灾异了,说明我杀得对,杀完后问题也解决掉了,天命回到我身上了。

汉武帝一朝12个丞相,杀了6个,另外还有5个或罢免、下狱、或畏罪自杀,只有公孙弘在任期上善终老死。

以至于丞相就是个消耗品,杀到后来武帝任命谁当丞相,那大臣都跪下来求饶。

但这一套也仅仅是在西汉中期运行得不错,后来随着相权的分散、上天的灾异无法明确应对到某一个具体的相身上时,就开始渐渐尾大不掉。

东汉就玩得更烂了。

……

上面这些,李素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然后他重点陈述应废掉“天人感应”的理由:

“蔡公,此一时,彼一时也,先汉之时,天人感应之所以能安定天下人心,都是因为当时独相专权、天子不问细政,遇灾异则能归咎丞相。虽丞相多有冤枉,但好歹不致使天下百姓怀疑朝廷的天命。

如今,外戚专权时,无论有何灾异,都不可能杀大将军谢天下,宦官专权时亦然——这事你是最清楚的,10年前,你因何罢官?还不是因为各地上报台风、冰雹、地震、蝗灾四重灾异,天子下诏罪己,你也上书言事,归咎为‘妇侍干政’,弹劾多人。

可是你的弹劾有效果么?没有。就因为如今不是独相,最终结果就是掌权者曲解天意,归咎于朝廷争斗中弱势的一方,残害弱势以搪塞天命。天下大事沦落至此,天灾天命已经成了强者打击异己的工具。”

这番道理,后世稍微懂政治哲学的人都清楚:一派单独掌权,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了事儿没法推卸责任。

而两派轮流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比如懂王某个事儿没做好,他就甩锅说是前任没做好、他们四年前埋的雷今天才爆发。

但这种浅显的道理,对于汉朝时候的文人,却无异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这……天人感应之利弊,居然能如此分析?”蔡邕微微瞠目,他自幼学习圣人之学,笃信不疑,以至于从来没想到以这个角度怀疑过。

李素严肃地追加:“还不止于此——朝堂上无法确权明责,还只是开始。一旦朝堂归责不利,民间就也有贼子开始利用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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