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理想主义
花了几天时间,牧浩洋对中日军力对比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从根本上讲,中队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海军上,中国拥有性能先进,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的舰载战斗机,而日本的F-35CJ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中就已证明,绝对不是合格的制空战斗机。在空军上,中国空军的优势更明显,不管是J-20的高度改进型,还是J-22的后期型号,都优于日本空军的战斗机。此外,在作战系统上,中国空军与海军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说得直接一点,中队早已实现装备国产化,而日本还在为此奋斗。
战争期间,中国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产效率决定装备生产速度,而日本必须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与F-35CJ的发动机只在日本进行组装,国产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关键设备需要从美国进攻。只要进攻渠道、也就是海运与空运被切断,日本连一架先进战斗机都造不出来。
在全面战争中,日本遭到战略封锁只是迟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黄峙博的建议,向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对日作战总体战略计划报告”,并且将副本递交给了黎平寇与黄瀚林,正式提出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必须承认,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黄峙博。
在他提交这份报告之前,黎平寇刚刚在东京吃了闭门羹。
七月底,在当选下一届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对日本进行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政务访问。
事实上,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外交活动。
黎平寇主动放下身段,去东京会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谋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使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国家元首的时候,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开局。
为此,在会见日本首相时,黎平寇主动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内的油气资源。
在东海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被迫接受中国提出的划界标准,即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为经济专属区边界,但是在资源开发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让步,即在东海中线到大陆架自然延伸线之间为中性区,中日双方都不能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必须在商议之后共同进行开采。
黎平寇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建议,摆明了是给日本一个台阶下。
虽然在二零三二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原油与天然气进口国,但是中国在可控聚变反应堆领域掌握着最尖端的技术,而且有望在二零三五年建造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也就有望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之内,使聚变核能成为主要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即便在此之前,中国也有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国内的电力消耗中,百分之七十五由火电站提供。更重要的是,在中南半岛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南海问题,国内的原油与天然气产量正在逐年提高。即便在总体能源需求上,中国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但是至少可以确保在战争时期有足够的油气供应。
与之相比,日本的处境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就算日本在可控聚变技术上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可是至少比中国差十年,能在二零四五年建成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就很不错了。在此之前,日本的国内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与裂变电站。前者主要来自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而后者非常不安全,特别易遭到地震与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
从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来看,日本远远超过了中国。
根据日本官方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数据,日本的石油有百分之八十八来自海外,天然气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说得直接一点,日本极易遭到战争封锁。
即便在和平时期,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也能对日本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比如在中南半岛战争期间,国际油价在一周之内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四,当年日本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萎缩了百分之一点二。随后美国加快了对伊朗的围剿,再次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期内大幅度上涨,日本因此平白无故的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增加了近百万个失业者,国民经济遭到重创。
如果能够开采东海中性海域的油气资源,日本获得的好处明显大于中国。
可惜的是,日本首相没有领情,反而在黎平寇离开东京之后宣称,他拒绝中国总理是为了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严格说来,日本首相说得没错。
如果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议,从东海获得了大量油气资源,日本肯定会因此减少原油与天然气的进口量,加大对东海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结果就是,如果中日交恶,中国可以轻而易举的切断日本的能源供应。
黎平寇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肯定考虑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黎平寇此举的真正目的,除了缓和中日关系之外,还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拉拢日本。
如果中日能够结成同盟,那么最大的获益者就不是日本了。
要知道,中国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真正的敌人。
从历史上就看得出来,只要中国强大了,不管用什么办法,日本最终都将成为中国的朋友,甚至是中国的学徒。
更重要的是,从傅秀波开始,就没有哪个领导人把日本看成最终对手。
这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乃至整个领导集团的最高目标都是实现民族复兴,即使中华民族登上民族之林的巅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条道路上,日本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障碍,却不是最终归宿。说得直接一些,中国必须战胜、或者笼络日本,但决不会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战略上讲,拉拢日本肯定比战胜日本更划算。
哪怕存在一些风险,也能在短期内获得不少好处。
问题是,黎平寇长期主导国务院的工作,而且在杜小蕾出任外长之后,一直把重点放在国内建设上,因此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黎平寇把经济放在了首要位置上,或多或少的忽略了政治与外交因素。
从经济上讲,黎平寇此举肯定有很大的诱惑力。
说得简单一些,如果日本不能在十年之内解决能源问题,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可控聚变时代,日本将首先在经济上战败。在国家间的全面对抗中,经济战败的危害远远超过军事,日本必然因此失去未来。
可惜的是,在政治与外交上,日本绝对不会接受黎平寇的提议。
要知道,东海战争之后,以中岛俊夫为守的“将领政客”一直把“报仇雪耻”当成政治资本。十多年过来,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中国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而且把中国视为必须击败的敌人。
在此情况下,日本首相肯定不会自毁前程。
说白了,就算日本首相有足够的远见,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议,也会立即遭到弹劾,甚至遭到暗杀。
至于接任者,显然不可能担起大任。
最重要的是,在“复仇情绪”的影响下,日本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转变,直接导致控制日本经济命脉的主要财团依附于国防建设,军工行业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重头,而中日关系缓和的直接结果,必然是缩减军费开支,等于动了几个主要财团的蛋糕。到此,财团就会铲除障碍。
在外交上,日本依然以美国马首是瞻。
在必须依附美国的情况下,日本更不可能与中国走近,更不可能把国家命脉置于中国的威胁之下。
从根本上讲,黎平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必须承认,傅秀波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傅秀波更注重现实,往往会在现实与理想中做出妥协,而且偏向于现实。黎平寇则更加倾向于理想,认为有能力避开现实中的困难。
这个差别,让黎平寇做了一件自讨没趣的事情。
当然,这也让黎平寇认清了现实,即中国与日本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也正是如此,黄峙博才意识到,已经到了必须说服黎平寇的时候。
虽然黄峙博从来没有怀疑过黎平寇的基本立场,不然也不会全力支持他,但是黄峙博同样清楚,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很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比如错过解决中日纷争的最佳时机。
站在军人的立场上,黄峙博非常清楚,二零三五年是大限。
如果不能在此之前解决问题,日本有很大的可能在二零三六年制造出核武器,获得足以遏制中国发动战争的战略报复能力,最终迫使中国放弃战争想法,成为横亘在中国东面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再往后看的话,日本很有可能在几十年后,成为左右中美战略平衡的关键力量。
为了说服黎平寇,需要的不止是一份高度可行的战争计划,还要更加重要的证据。
所幸的是,在牧浩洋提交了战争计划之后,李明阳获得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一份足以让黎平寇认清形势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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