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明 第二百五十三章 三足鼎立

第二百五十三章 三足鼎立

说起衍圣公，当然不能不说大明建立以来孔家的发展历程了。

蒙元时期。借助其残暴的本性，元帝结束了南北宗的分裂局面。南宗最后一位衍圣公孔洙于至元十九年让爵于北宗，孔氏南宗失去了衍圣公，开始走向衰败。在此后的二百余年中，南宗政治上、经济上都大不如以前，家庙破旧了，无力整修，祭田免税特权被废，族人中入仕做官的很少，少数的几位也只是做书院山长、儒学提举之类的学官。

孔氏南宗在经历了一百余年的衰落之后，建文四年，在杨杰等人的奏请下，朱允炆下诏南宗重新复爵，正式授于南宗孔议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享受减免祭田赋税的优遇，中断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孔氏南宗重新恢复袭爵，但其爵位低于北宗衍圣公，只相当于衍圣公次子。

但是天下士子出江南，从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就可以看出，北方的士子远远逊色于南方士子。由此天下人都已经认可了南宗正宗的地位，对北宗很少去关注。虽然都是孔子的后人，可是在士子的眼里却是天渊之别。

而且大明的第一代衍圣公孔克坚，在蒙元时期曾经任礼部尚书，知贡举之事。随后又擢升为陕西行台侍御史。当时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为争夺秦陇地区而相互攻杀，朝廷无力加以制止，看到蒙元的大势已去，孔克坚遂辞去为国子监祭酒之职，不再愿居官任职了，就以病为由谢绝了，回到故乡，在距今曲阜城十里多的地方修筑了一座别墅，名“终吉村”，种植花草松柏及枣、梨、桃、杏等果树自乐自娱，直至元朝灭亡。

或许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接到朱元璋的谕旨，孔克坚颇有点为难，一方面，他是元朝的旧臣，元王朝在北方还有一定的军事势力，未必没有转机；另一方面，朱元璋造反称帝，是个起事的“贼”，能否称霸天下尚未可知。为稳妥起见，他便以有病为由，派其子孔希学进京谒见。

朱元璋对孔克坚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大为恼火，立即亲笔敕谕孔克坚。这份敕谕恩威并施，既表明我大明王朝仍将尊礼孔子，同时又威胁孔克坚：我朱元璋虽出身布衣，却也是一个皇帝，不容你不来朝见我。

果然，朱元璋的敕谕起了作用，孔克坚接到敕谕后，诚惶诚恐，兼程进京朝见。为了表示尊孔崇儒的诚意，朱元璋当即赐给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令孔克坚回曲阜代祀孔子。

与此紧密相关联的是，朱元璋一直厚待孔克坚的同时，对孔克坚之子、蒙元时所袭封的衍圣公孔希学也予以承认。充分显现了朱元璋利用孔子儒学巩固其封建政权的目的。

从这一目的出发，朱元璋对孔子后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规格优礼：命孔希学继续袭封衍圣公，秩进二品，官阶为资善大夫，且每岁入朝，班亚丞相，皆加宴赉。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又令衍圣公班列文官之首。衍圣公每次朝见。都给予优厚的礼遇。

洪武十七年正月孔讷袭封，朱元璋命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国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之后，孔讷每年进京朝见，皇帝都给符乘传。在蒙元时期已有掌书官、管勾官、典籍官、司乐官的基础上，又新设知印一员、书写一员、尼山书院和洙泗书院山长各一员、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和学禄各一员。各属官的任用，均由衍圣公保举，呈省擢用。

不但如此，比如赐祭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拨佃户承种。其所收入供庙祭及属官廪给，余者为衍圣公俸禄。拨孔庙等洒扫户一百一十五户，在曲阜附近州县选民间俊秀无过子弟充应。下诏孔氏子孙皆免差发税粮。诏定乐舞生一百四十六名，礼生一百名，以供祭祀时乐舞赞礼之用。

可以说，朱元璋对孔子后裔的优礼，奠定了孔氏的地位。朱允炆即位之后，在方孝孺、黄子澄等人的奏请下，又对孔子后裔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优礼，继续抬高衍圣公地位。继续赐田，并蠲免租税等。

但是杨杰等人却对于钦封的衍圣公不太认可，命永嘉学派名士黄磊、彭方等人为首，奏请以衍圣公弟袭封五经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不断拉高已经没落的南宗孔子后人的地位，其实，孔子后人无形中成为两派互相追逐的战场。

方孝孺要扶植曲阜孔氏的地位，而杨杰等人就要扶植衢州南宗在读书人之间的地位，两者起了很难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隐藏在暗处的，不能说透。也永远说不清楚的矛盾。

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冲突也就算了，朱允炆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也出现了，那就是这两种矛盾终于开始在朝堂上对立，不但是有了党争之势，而且参杂进储君之争来。

朱允炆将方孝孺、黄子澄等人为领袖的儒家学派称为复古派，而将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江南儒家称为激进派。一直命令内厂监视着双方的举动。只要不起大的冲突，一些口舌之利就由的他们。

但是出来这两支儒家学派的分支之外，随着拜占庭传教士的进入大明，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派，当然这个学派依然披着儒家的外衣。

踏着威尼斯商人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也蜂拥而至。建文十五年，大明全面开放海禁，基督教会的传教士经过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抵达距广州。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建文十六年，得到皇帝的批准，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居住，正式传教。

他们怀着对宗教的狂热，极快地熟悉了大明，并适时地变通其传教原则，因而得以在大明长期居住和传教。传教士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能解释一些中国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轻而易举地震慑了大明之人。这也是朱允炆允许其进入内地进行传教的原因，因为这些传教士知道的虽然不会比他多，但是传播速度却远远高于他这个大明皇帝的教谕。

特别是关于欧洲和大明之间隔着无数海陆地带的解释，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对欧洲的恐惧。使大明的官员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们是善良和有学问的人。当时文人、学士纷纷信其说，投刺，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

传教士在向大明传递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极大的尊敬，他们真诚地希望能从与中国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使欧洲文明获得更大的进步。朱允炆投其所好，正好让道教和基督教派进行交流。以完善道教的发展体系。在基督教会进入大明的同时，道教作为交换，也开始陆续进入中亚等地区进行传教，在短短的十年期间，也到过欧洲一些地方，获取了大量的资料。

作为西方传教士，他们当然也极容易地看到儒学的缺点和内在不足。早期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以伦比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欧洲文化之不足。

不过，他们也指出，由于儒家早期道德哲学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以期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

在传教士看来，就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早期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文明并无二致，儒家经典中的“天”，与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无始无终的，是善恶的审判者与赏罚者。

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圣圣相传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学”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升华。然而他们在研究了到当时为止的整个中国儒学史之后也明确指出，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学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早期儒学，并不包括汉代以后的异端思想。他们认为，先儒是真儒，后儒是伪儒、俗儒或拘儒。后儒不察正理，专于虚句，而曲论古学之真意，虽与佛老不同，实则殊途而同归。

基于对先儒、后儒的区别，这些传教士一般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后儒而退于先儒，迸而再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中国文明的新体系。

因此，这些传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学概念和方孝孺等人的复古学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传教士们对汉以后的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为汉以后的儒学，特别是宋明时期的道学，溺于佛教与道教的“邪说”，以形而上的手法，将反映皇权和家统意识的“天理”、“太极”取代“天”和“上帝”，这就不仅和基督教的“创世记”观点相矛盾，而且也与先儒的观点相冲突，势必混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区别。

关于这一点和方孝孺等人所倡导的复古学派有了冲突，方孝孺等人学习的正是两宋时期发展的理学，怎么会和这些红毛绿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但是朱允炆心中就是想把这水给搅浑，在暗中支持着基督教的超儒论调，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复古派还是激进派都有着良好的底蕴和基础，但是基督教所提倡的超儒论调却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容易引起复古、激进两个学派的围攻，以至于夭折，所以他一直在暗中支持者超儒学说。

朱允炆派遣了很多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轻人跟随这些传教士进行探讨、学习。在排斥后儒的同时，对先儒的理论也作了相当的修正。争取将其融合为自己本土的学说之中，省的被外人所乘。

传教士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他们不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归化”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而且受到了中国官僚阶层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十余年的时间，大明上下的信徒呈几何状的增加。

其中在朱允炆的授意之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就不在少数，传教士对先儒后儒的区别，特别是对后儒的抨击正符合大明现在的学术潮流，因而极容易在官吏、士子阶层引起共鸣。

儒家学术发展到现在，几经变迁，已和原始儒学有较大的差异。正如传教士所分析的那样，两宋儒学吸收了佛道二氏的思想因素，试图以太极、天理取代早期儒学中天的观念；在学术风气上，愈发使本来就不讲究逻辑规则的儒学变得更加空疏。

当然，不可否认后儒具有某些自发的启蒙思想因素，但对整个大明的士子阶层来说，提倡九年的免费教育，造成了读书人的泛滥，现有的儒家学派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读书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权威。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的前期。

在这个转型期，儒学的前途有多种可能，一是否定永嘉、永康学派，向程朱理学复旧。这是方孝孺正在努力做的；另一种可能是对儒学本身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现实需要。而以杨杰、黄磊、彭方等人的永嘉学派正是这样做的。

相对说来，永嘉、永康学派在全面开放海禁的情况下，可塑性很大。由于这一学派代表新兴阶层利益。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而恰当此时，传教士给大明士子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难怪一些读书人等趋之若鸳了。

就文化心态来说，中原的读书人向来以一事不知而为耻，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地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这和传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等观念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态。

基督教的观念有中原昔日先贤所未及通者，正可弥补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他们所向往的是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圣洁的仪式。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弥补只重现世的儒家思想的内在缺陷。而其绪念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万物之理，即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这种判断基本上代表了现在大明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看法。

当然，朱允炆严格控制着，在热情地欢迎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对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学传统失去信心，并没有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持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认为固有文明自有其优长之处，与西方文明相比，大明文化有弱点，也有优点，文化的未来发展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废弃固有文化特别是儒学，以让西方文化在中国专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取中西古今之所长，“参合诸家，兼收西法”，重建中国文化的新体系。

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大明上下吸收西方文化，他们在接受西方宗教的同时，更竭诚地欢迎西方的科学技术，并计划大规模地翻译西书。在这十余年里，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确实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勃勃生机。大明文化尤其是儒学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和大发展，似乎已没有太多的异议了。

朱允炆不敢轻易的去动摇儒家在政治上的地位，却十分巧妙的利用当时的情势将其分立出来几个分支。其他的小学派先不说。在建文二十三年的大明，儒家大的学派已经成为三足鼎立的局面。

方孝孺所代表的复古理学，杨杰所代表的激进永嘉学派，还是就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的超儒学派，但是在朝堂之上的地位却不太高，还处于萌芽状态，暂时没有十分明显的代表人物，暗中是以朱允炆为首。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们也在寻求着走向政治官场，因为那样才能稳固的站定脚跟。

三足鼎立的儒家学派格局，让作为皇帝的朱允炆有些欣慰，但是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大明储君位置的争端显现，复古理学和激进学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两者的领袖人物都知道，当今圣上的地位不能改变，而下一任帝王的归属将见证自己学派的兴衰，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问题是朱文奎从朱允炆即位之后，就被立为太子，现在已经二十余年了，如不不像他爷爷朱标那样早逝的话，继承帝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允炆虽然不太喜欢这个有些迂腐的儿子，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利用他有生之年构建出三权分立，皇权凌驾于上，有效的相互节制的话。儿子纵然有些迂腐，但是对于大势也无法改变。

但是面对着现在的情况，朱允炆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首先，让太子在北平执政是为了锻炼太子的执政能力，同时向全国表示了大明对于北方的重视，他立下训示，但凡太子必须经历北平执政的过程，是为了建立储君对于北方的感情，使作为皇帝的子孙们都不会放弃北方。

除了这些之外，这种做法也表示了朱允炆的一些无奈，那就是关于迁都北平的事情可以暂时搁置。迁都的确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举动，而且受到的压力也不会小，至少江南的士大夫阶层就不会轻易答应。

在另一个时空朱棣迁都北平，有很深层的原因在里面，从朱棣自己来说，他原来被封燕王，北方是他自己的老巢，根深蒂固，而且经过靖难之役，朱棣得罪了很多士大夫阶层，迁都有利于打击不顺从的顽固势力，有利于他自己的统治。

再从当时的边疆形式来看，天子北迁，有天子守边的思想在里面，有利于打击当时还没有完全倒下的蒙古势力。从地理上看，北京北连朔漠，南控江淮，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有利于统治的。

朱允炆不止一次的有着迁都的情结，但是迁都不好一点，就是造成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很容易让自己的子孙们起禁海的心思。

而且现在北方已经彻底平定，只是静静的等待着人口增长后的移民，朱棣几乎席卷了八成的蒙古人、女真人、高丽人、日本人在军中，开始西征，一路上不顺则亡。一直打到了帖木儿的老巢。

虽然很少屠城，但是其他方面比当年的成吉思汗还要狠，在和自己侄子的协议中，将这些异族带的越远越好，让这些异族替大明侵略其他国家，吞并、兼并等手段交错着使用，目前在哈密以东的地区，基本上很少有部落存在，基本上都被朱棣卷走了。

所以那些蒙族、女真在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都无法翻身，北方现在只是发展的重点，而不是战争的重点，所以在此时迁都的必要在朱允炆的心里又低了几分。

但是不迁都也要有所表示，让太子朱文奎在北方镇守执政，也是为了发展辽东、西北。但是朱允炆的这个考虑造成了现在的隐患。

南北的距离加上现在交通的不发达，要让太子镇守，就必须为太子组建班底，给予一定的权力，开始朱允炆想着，反正太子要继承帝位，所以并不担心有造反的可能，所以将自己心目中的能吏给了太子不少，其中为人方正的方孝孺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这样的决策，造成了方孝孺等人支持太子在北平尝试着复古，尝试着新政，他们一边学习着皇帝办报纸，鼓励开荒和发展工业。一边又在积蓄力量准备日后的改革，所谓的改革也就是按照程朱理学的治国方针去改变。

所做的一切，瞒不住身为皇帝的朱允炆，也没有能瞒住和他们政见不合的杨杰、黄磊等人，让杨杰等人对于这个隐忧充满了忌惮。

可能他不不在乎自己本人的身家性命，但是对于学派的存亡却十分看重，特别是永嘉、永康学派，经过蒙元的严酷统治，已经断层了百余年，这百余年中苦苦执着的硬撑着，好不容易看到一线希望，绝对不可能眼看着自己的学派再次受到打击。

他们通过手里掌握的商贾，以及江南的大部分繁华、雄厚的财力进行着反击。对于北平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也让朱允炆有些担心起来。

要和平解决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朱允炆不想那样去做。因为那样有着更大的隐患。

第一个办法，就是废除太子守国门之说，不让朱文奎在北平被方孝孺等人摆布，而放在自己身边自己慢慢的教导，那样方孝孺的复古学派肯定会受到打击；第二个办法就是迁都北平。把政治中心北移，不过那样的话，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同样会给激进学派造成一种打击。

朱允炆想让这些学派顺其自然的自由发展，所以注定了要承受一些不安。他对政治并不擅长分析，要不也不会有当时的失策，让自己的儿子在北平发展出一股力量和自己的意愿作对，早知道如此，他绝对会将朱文奎留在身边细心的教导，就好像当初朱元璋对待自己一样，手把手的教导。

可能也就是自己深有体会，当初十几岁的时候做了皇太孙，那种被朱元璋操纵的战战兢兢的模样，他不想让儿子有同样的经历。

而且，自己在这个时空的大明，不到二十岁就有了这个儿子，现在自己还正春秋鼎盛，而儿子却已经二十多了。这种情况使他想起了通古斯人的康熙皇帝来，当初那个太子的下场使朱允炆心有余悸，为了防止那种情况的发生，还是将朱文奎送到了北平执政。

至少不在自己身旁，朱允炆就会少想一些这事，那样对于儿子的成长和父子关系有着良好的作用。

但是他还是错了，顾此失彼这个词是朱允炆心中对自己的写照，但是有办法呢？

杭州的天气转晴，朱允炆召见杭州知府以及浙江布政使等人，详细询问了关于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杭州是一个富庶的地方，也是一个古城，这次他主要落实的是《公共场所卫生法》和《古建筑保护法》等一些关于约束道德的法律，他不想一下子就让司法部制定关于国事的法律，而是用一些无关精要而又能提高百姓素质的法律来锻炼司法部的能力，还有就是锻炼官员的落实情况。

浙江的古城、园林最多，也是最需要保护，所以他选择了在这里考察落实情况。

正在这时，叶子玉送来内厂最新的消息，叶子玉是叶孝天的儿子，叶昇的孙子，承袭父亲的职司，现在为内厂负责人之一，他此次送来的消息，正是杨杰、黄磊和彭方等人的谈话内容，杨杰等人为首的激进派要进行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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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废话说完了，大家一定看的很闷，但是一下子将场景跳到十年之后，很多事情都要交代，看了这几章之后，大家应该能看出虫子想写了，至于朱允炆怎么应对，请继续支持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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