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9:00,第一监狱办公楼,第二会议室,周例会。
监狱长赵观澜,主管生产的副监狱长,管教副监狱长、公共关系部长、各职能处室处长、各监区监区长、管教副监区长等出席会议。
第一监狱的周例会和其他单位的例会似乎没有多大不同。无非就是上周的工作总结和下一周的工作安排,存在什么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等。
当然,有时候也不免在会上发生吵架事件。
比如,今天,九监区的段监区长就和狱政处闫处长大吵了一架。
原因是3天前,九监区的几个犯人因为开玩笑过火了,就打了起来,然后,狱政处来人把那几个犯人给押到小号里去了。
几个人当时正在干活,又都是生产骨干,于是监区就没有往上交,做出了让几个人坐半天小板凳反省,扣除当月奖分的处理决定,就让几个人第二天就赶紧出工了。
从处理权限上讲,九监区是有这个权力的,按照几个犯人的违纪情节,这个处罚也算是适当的。
但是,其中一个犯人认为自己的处罚过重,而先动手打人的那个,没有得到比自己更重的处罚,因而不满。
于是就向狱政处举报那个犯人私藏现金。
狱政处一见有私藏现金的,立即就奔赴九监区,把那几个打架的押走,送进了小号。
同时,兵分两路,一路到号里,一路到生产现场,把九监区从号里,到生产现场、储藏室、休息室、库房、洗漱室、厕所等各处给翻了个遍,结果现金没找到,九监区的生产却不得不停下来2个多小时。
这让段监区长很是恼火。当场就和狱政处长吵了起来。闫处长没找着现金,也觉得说话不硬气,说了句:例行检查不行啊?就灰溜溜地走了。
在监狱里,清监查号,也就是犯人们平时所说的“翻号”,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是单独翻某一个监区,就是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了。
九监区生产任务的排期本来就很紧,这个月又有了10多个出监犯人,再加上这两天一折腾,按时完成任务的计划就要泡汤。
月末一考核,全体狱警的奖金和犯人的奖分就要打个折扣。
狱警奖金少点,虽然也会引起一些不满,不过,解释清楚了,发两句牢骚,也就罢了。
工作该干还得干,毕竟,在第一监狱当个狱警,还是一份不错的差事的。
可是犯人就不一定好办了。
犯人的奖分虽然不是钱,但是,在犯人的眼里,却是比钱还要宝贵的。
在第一监狱,犯人的一分,就相当于一天刑期。一般情况下,一个犯人一个月大约可以加10分左右的奖分,这10分就相当于可以减刑10天。
所以犯人对每一分看的都很重。
如果因为这次事件,这个月狱政处给九监区的奖分少了,犯人的奖分少了,劳动积极性就要受影响。
下个月的犯人管理和生产任务完成,就有许多困难了。
虽然劳动改造是犯人的义务,但是犯人自己积极主动去干和被警察逼着去干,无论从劳动质量、劳动效率、安全生产哪一方面看,差别都是巨大的。
如果犯人故意使坏,发现什么隐患不报告、不处理,或者故意多出废品、残次品、多用原料、辅料等,都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就算犯人不故意使坏,而只是磨洋工,处理起来都很头疼。
警察和犯人虽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但犯人作为弱势一方也不是就没有博弈的机会。
狱政处可以对犯人没有那么多顾忌,处理起来随意性很大,但生产监区就不行,必须得兼顾方方面面。
段监区长跟闫处长吵起来后,也有些后悔。
一是今后用得着狱政处的地方还很多,关系弄得太僵了也不好。
二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把私人关系弄砸了也不值得,毕竟个人之间虽然以往没有多么好,但也算不上有多大仇。
所以段监区长就给闫处长打电话,打算请严处喝一顿,希望缓和一下关系。
狱政处在监狱里是个核心职能处室,在管教方面的狱政处,教育处,生活卫生处,狱内侦查处和刑罚执行处这五大处室里,狱政处以人多势众,位高权重,隐隐排在第一位。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个事实,无论是警察还是犯人,都是承认的。
所以,狱政处长就成了监狱里比较有权势的人。
所以,闫处长就有了直接挂断段监区长电话的勇气和行为。
闫处挂断电话,被段监区长视为对自己的公然蔑视,于是心里的负面情绪一下子被引发开来。
你狱政处牛什么,个人上,都是平级,机构上也是平级。你人多,我手下还有400多个犯人呢,狱警加犯人比你狱政多得多。
我的犯人有点事,你就大张旗鼓地翻号,押人,你狱政处直属分监区犯人违纪更多,怎么没见你去处理?
自己一屁股屎不擦,成天查那个查这个,吆五喝六的,还真以为谁怕你怎地?
下周例会上,我就当着全体领导和中层干部的面奏你一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也走不了。
创先评优,提职升级或许不行,若论起破罐子破摔,我“强奸大队”“断子绝孙”怕过谁!
所谓的“强奸大队”和“断子绝孙”,是在一监狱狱警和犯人中间广泛流传的两个典故。
强奸大队,就是现在的九监区。
20多年前,九监区还只是个维修队。当时的强奸犯罪人较多。
性犯罪,包括强奸犯罪,历来在犯人中不被人待见,经常受欺负。
为了保证这些人的正当权益,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就把所有的性犯罪犯人都放在九大队。
因为性犯罪中以强奸为多,犯人们就把九大队叫做“强奸大队”。就连警察也受了这个说法的影响,在非正式场合,也都这么叫。
如今,当初那些强奸犯早就放了,现在犯强奸罪的人也越来越少,虽然其他犯人对强奸犯仍然看不起,但是已经与以往的欺压打骂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看不起强奸犯,是因为现在小姐随处可以找,找了女人连几个钱儿都不想花,也就活该进来打罪了。
再说,现在也没有把强奸犯都关在一起的做法了。把九监区叫做强奸大队,其实已经严重地名不副实。
可是,这个称呼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成了第一监狱监狱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警察还是犯人,都愿意把九监区叫“强奸大队”。
这个名称保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九监区的犯人和其他监区的犯人确实有些不一样。
从九大队,改为九监区,名称虽然变了,但押犯人数和干警人数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直到3年前,第一监狱在生产经营上开始全面转型,向服装加工深度靠拢,加上赵观澜又谈下了一个服装大单,急需上马一个裁剪车间。
九监区人不多,但闲置的厂房多,正适合做裁剪车间,只要把人充实进来,很快就可以走上正轨。
于是,段子爵被任命为九监区监区长,但叫监区长实在别扭,所以,人们还都是习惯性地叫大队长,即叫:“段大队”。
警察好配,可犯人难找,就算叫警察现去抓,也来不及。所以就只好从别的监区调。
虽然各个监区长都喊着自己的人不够用,可还是在赵观澜的督促下,假装非常不情愿地同意放人,并且得到了以后再来新收时,给他们补充的承诺。
其实,他们还是很愿意往外边调出一些人的。
这种往外调人的方式,一监狱里的叫法是“甩人”。
能够顺手甩出去的东西,自然是不太招人待见的。往外甩的人也是如此。
每个监区,都会有一些调皮捣蛋、奸懒馋滑、老弱病残、溜边打蹭之类的人。
有的有病残,又不够住院和进老残监区,有的就是刺头儿,总之就是犯人中的落后分子,坏人中的坏人,是监狱里的差班生。
这些人不愿意干活,又总是惹事生非,还总是要一些条件,想着加高分。
总想要回报,又不愿意付出,成了本监区的包袱,无论警察和犯人,都人人欲甩之而后快。
段子爵虽然知道好孩子没有往庙上送的道理,也知道他接收的这些犯人的德行,但他一时之间也弄不到好人,也只能忍了,捏着鼻子接收这些各个监区不愿意要的人。
因为这些人许多是破罐子破碎式的人物,所以,一度有人把九监区叫做“破罐子”大队。
但这个叫法没持续多久,就再一次被“强奸大队”夺回了冠名权。
也有人把九监区叫做养蛊大队。
养蛊,是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苗疆习俗,意思是把蛇、蝎子、蜘蛛、蜈蚣等各种毒物都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得出一个毒王。取全监的坏人都集中在了九监区之意。
实际上,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这些犯人也并非就是那么不好管理,九监区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关于段子爵铁腕治理九监区的事,有很多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段子爵这个“断子绝孙”的外号却是实实在在地坐实了。
说起段子爵的名字,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他还是个文艺青年,疯狂地迷恋一部叫做《苏城舞会》的广播剧,里面有个龙格卫子爵,是他的偶像,于是自己就坚决改了名字,叫段子爵。
一般人称呼别人,总是尽可能的简单,可是,几乎所有的人在称呼段子爵时,都变得不怕麻烦,不叫“段子爵”这三个字,而是叫“断子绝孙”这四个字。
不知底细的,还兴许会以为这是个扶桑人的名字呢。不过,叫归叫,段子爵还真不太在乎。
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令他自豪的是:他真的没有断子绝孙,反而生了一对龙凤胎,如今已经上了高中,兄妹俩学习成绩优异。
其实,无论是“强奸大队”还是“断子绝孙”,叫的久了,最初的贬义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只是形成了一种习惯而已。
别人叫,不一定就有什么恶意,自己听,也不会生什么气。
但今天的例会上,段子爵就很生气。而且越听闫处长发言就越生气。
终于,他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和闫处长交战。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我是九监区的段子爵。虽然这样的例会几乎每周都参加,但是,主动站起来发言,我还是第一次。
刚才狱政处的闫处长说了一些意见,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我承认,我们九监区的犯人素质要比别的监区差一些,当然,更不能和狱政直属分监区的犯人比。
在严处看来,我们九监区的犯人都是垃圾,而他直属分监区的犯人都是犯人中的精英。对于这个说法,我先不发表看法。
但是,我愿意把我们监区的这些垃圾和狱政的精英们做一个比较,我相信,各位领导和同事们到时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首先,我们这些“垃圾犯们”都是没有什么背景的人,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
在我监所有的押犯单位中,“三无”犯人我们占比最高,接见次数、邮包数量、汇款,我们最少。
我们这些犯人每年从家里得到的物资、金钱核算起来,平均每人不到400元。远远比不上狱政处直属队犯人平均每人每年42300元的水平。我们只是他的1%。
我们这些“垃圾们”,抽烟买不起卷烟,多数人只能自己卷烟丝和烟叶抽,比不上狱政的犯人,人人都抽20多元一包烟的水平。
我们多数人只能伙房给什么就吃什么,不像他们那样,不吃劳改饭,成天在超市买烧鸡、肘子、大虾、螃蟹。
超市的卖货车都不愿意到我们“强奸大队”去卖货,因为我们的犯人消费能力太差,除了必须的日用品,几乎就卖不出去别的东西,我们王大队低三下四地求了超市李经理三次,才继续到我们那里卖货。
每次我们的犯人开饭都是在最后,因为我们的打饭员想等其他监区打完饭后,把所有的锅底都划拉来,让我们的犯人尽可能地多分一些。
每顿饭,我们都没有剩饭剩菜,可是,直属队的水池厕所几乎天天被剩饭剩菜堵死,成块的米饭,整个的大馒头,红烧肉,鸡块都顺手扔了。
穿衣服,我们是天天满身油污,满身线头,满头棉花,自然比不上直属队犯人那样个个光鲜亮丽,衣服熨的板板整整的,裤线笔直的,浑身一尘不染的。
穿鞋,我们穿的是监狱发的胶鞋,有的犯人鞋不够穿,还到垃圾堆里去捡其他监区犯人扔掉的鞋穿。
这点,自然也比不上直属队犯人们,人家嫌劳改鞋太难看,不穿,要穿就穿休闲鞋、旅游鞋、磨砂皮鞋。
再说走路,我们得老老实实地三人同行,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人家的犯人却可以双手抄兜,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从生活区到生产区随便逛。
再说违纪的事,我们的犯人,就连犯错误,都是低级的,吵架,打仗,内务卫生差。
人家直属队的犯人干的可都是大事儿,高级的事儿,文明的事儿,比如赌博、买彩票、喝酒、玩儿手机、兜里揣着现金,养着小崽儿,定期不定期地过性生活。
我们的犯人吵个架,监区已经处理了,还得押到小号里去,不仅连续三个月不加分,还得记大过一次,几个犯人几乎一年就白干了。
可人家直属队的犯人,赌博、喝酒、私藏手机,今天押进小号,明天就大摇大摆放出来了。平时奖分照样加,年底评优不耽误。
刑期的事儿,说起来也有很多可以比较的。我们的一个无期徒刑,平均每个人只能减刑5年左右,为了筹够减刑材料,我们的犯人一分一分地算,连0。5分都计较。
直属队的一个无期罪犯,可以减刑8年,有的因为减刑材料太多,都浪费了。
这些我们也不比,谁叫我们的犯人没有一个当官的爹和大款的爸呢?我们的平均文化水平连初中都不到,人家可都是大专文化以上,硕士都有三个,博士都有一个,个个都有背景,有钱。我们拿什么来和人家比呢?
我们穿的不如人家,吃的不如人家,我们认了。
违纪了,我们被处理了,人家没有事儿,我们认了。
叫我们强奸大队,我们认了。
我们出力流汗,人家游手好闲,减刑时却减不过人家,我们认了。
一个兜里揣着手机和现金的直属队犯人,监督一个头发稍微长了半厘米的九监区犯人,要求他认真遵守监规队纪。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儿,我们也认了……。
我们什么都认,可就有一点不认,那就是我们的犯人绝对不是你这个王八蛋狱政处长说的那样,是什么垃圾。
我们的犯人,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直属队的犯人,吃的是奶,别说连草都挤不出来,连人屎都不会拉。
要说垃圾,他们才是真正的垃圾。
可笑的是,某个处长竟然还洋洋得意地把这帮垃圾视为第一监狱犯人中的精英。
这简直就是我们第一监狱最大的耻辱。而这个人模狗样的狱政处长就是垃圾中的垃圾,耻辱中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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