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不可忘了贤臣张璁。”
张居正提到了张璁的例子,七次不中听上去很丢人,可是最终成功了,以科举唯结果论的主流论调来看,张璁反而成为了一个励志传奇,激励着后辈考生们不断复读重考。
朱翊钧点头表示知道,张璁乃是一代名相,然而一百个同等名臣里,像他这种屡次不第的,都找不到几个同类项,这种特例不能证明什么。
就像高考复读一样,第一次第二次提分的概率最大。像是连续几十年复读高考的,人生都被扭曲了。
即便是科举也是一样的,无论是县试、乡试还是会试,考三四次还不能考中晋级,多半没有希望。
不是谁都能够像范进一样,从少年蹉跎到中年,一朝中举,进而成为大官的。
大部分人如果长久专注科举几十年,脑子都会读傻了。长此以往,对国家不利。王阳明之后的心学变得狂放不羁,就是和科举选用的程朱理学对人们的压迫有关。很多人干脆就放弃科举,开摆了。
他暂时还不方便直接对科举动手,更换标准教材,但是外围的一些相关流程,还是可以动一动的。
“再怎么说,两次都太短了,如果按照赴考不间断来算,只过了三年时间,就要去当三年胥吏,而这三年难以备考,恐怕还得再准备三年才能应考,就会耽误六年晨光,臣觉得以五次为限更为合适……”
“五次等于给了他们至少十二年时间来重考,如果中间缺考,还会花费更长时间。自古七十古来稀,凡人又有几个十二年?”
朱翊钧设下这个条例的本意,不是惩罚,而是希望秀才、举人们都去担当吏员,改变过去人们视胥吏为贱业的传统观念。社会都不觉得当胥吏的是好人,自然都破罐子破摔,没有谁肯天天向上。
当然,为此,还有许多配套措施。
讨论了一阵,最终确定了新的限制:科考允许考三次,或者是九年时间,就是中间可以因病、意外缺考一次。
以童生第一次考秀才、秀才第一次考举人为起点计算。一旦成功考过,则重新计算,直到成为进士为止。
达到次数、或者年限者,则要求去担当吏员,为国效力。至少三年,合格任满后,才允许继续参加科举。
哪怕只是普通的童生,都算是数千万大明子民中的上等人,起码有足够的识文断字能力,懂得经义、礼节,说不定因为师门、亲友的关系,与某些大佬沾亲带故。
相对比更底层的农民,他们身上的道德约束将会更重。为了前途、名誉,甚至恶毒一点思考,为了能贪更多银钱的机会,都会更加克制自己。
关于科举的改动,当然要得到礼部尚书的认可,甚至说不定还得拿到廷议上进行多次讨论。
不过皇帝、首辅都已经确定下来,这种改革的阻力便不会太大。
除了正常考核,惩罚文化人这两种方式以外,通过花钱购买身份的告纳方式相对不多,但依然存在。
刚刚成为俞大猷麾下军官的前海贼林道乾,之前就曾经在家乡花钱买过胥吏的身份。因为受不了每日奉承上官、要谨守礼节的约束,才选择了更为自由的大海。
关于这一条,朱翊钧打算彻底取缔。
“朕觉得,该取消告纳,这与鬻官卖爵有何区别?朕读史书,此种事情是历代史书痛斥的恶政,说明法纲不振、纲维大紊,国家吏治已经败坏。”
朱翊钧冷着脸道:“国家公器岂可随意入市售卖?灵帝连三公都能售卖,汉亡的不冤。”
汉灵帝时以一千万底价拍卖三公太尉之职,曹操的父亲曹嵩花了一亿钱竞拍成功。按照后世计算,当时的一亿钱相当于2.5吨黄金。
“即便有人花钱买胥吏的身份是为了自保,不被别人欺负。可是大部分人花了这笔钱,难道不想捞回本,甚至借机赚得更多?”
除了小民买胥吏的告纳以外,有钱的大商人们,还会通过捐纳的方式,买到实职。尤其是景泰时期,因为土木堡之后,四处漏风,这方面的大门被完全打开。
嘉靖时徽州商人汪新,就是走捐纳的路子,被授南昌卫指挥佥事的实职官位。
他能理解这是以前的皇帝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才不得不这样做,但他绝对不会采用这种方法。
这项改动,张居正欣然认可。
短时间来看,通过卖掉胥吏官位,国家能赚上一点快钱。可实际上都会转嫁到更底层的百姓身上,对国家造成更长久的破坏。
官职,朱翊钧绝对不会卖!
他想卖的是别的东西——对穿衣造屋之类无伤大雅的限制!
按照明初朱元璋的规定,单纯衣服一项,就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等级制度进行限制,不够级别的,不能随意乱穿。甚至首饰之类的也是如此,最严格的时候,平民百姓家的妇女,只允许使用银首饰。像是黄金、珍珠之类的首饰,不能随意穿戴。
而且有些规矩确实繁琐,即便是官员自己都不会注意。
比如官员们按照品级的不同,使用的酒盏、酒注等餐具都不一样,如果摆错了就会被知罪。
还有房屋的规制装潢,如果有彩绘,画了日月龙凤之类的图案,甚至可能会以谋反论罪……
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会导致人们一不留神就犯法,自然无法维持太长时间。永乐以后就开始逐渐放松,等到如今这个时代,限制早就被人一再突破。
就像洪武十四年的规定:农民可以穿着绸、纱、绢、布,商贾只允许穿绢、布的衣服。
实际上有钱的大商人,怎么可能忍住享受的**,不买绸、纱?
他们过去是通过捐纳,买到官职,进而提升社会地位,突破限制。
普通人则是因为官府懒得管,逐渐放开,胆子变大的。
如今仆役穿金戴银,妇人衣服如同文官,都已经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最早的“服妖”,说的就是这种穿着与身份不符的人,等到后来才演变成穿着奇装异服的家伙。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后来的皇帝起的头。
按照时人沈德符的记述:“上禁之固严。但赐赉屡加,全与诏旨矛盾,亦安能禁绝也!”
祖训说不允许随便穿衣服,可是皇帝随便赏赐给不该穿的衣服,你说这御赐的衣服到底是该穿还是不该穿?
皇帝自己都不注意,底下人自然更不会管了。
可是如果真的要管,以此为由头惩罚,依然符合长久没有修改的律法。
以前的情况是“严格立法、普遍违法,谁也没法”,只有少数古板的理学儒者,才会真的严守此类规定。
如果“选择执法”,肯定一罚一个准。
朱翊钧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他没兴趣回到过去那种严格约束的时代。
但是借机为国家弥补财政收入的胆子有,而且很大。
除了明黄色、龙凤之类的禁制,已经明显涉及到皇权形象,实在不适合在这个时代开放给百姓,其他的限制都可以放开。
反正社会风气已然如此,不如趁机增加一些收入。
就像免费游戏卖皮肤,不加战力不影响平衡。
零氪党能够体验到所有内容,一掷千金的大佬只是享受到了虚荣,而没有破坏社会公平。
他给这个定义为奢侈税,划分不同层级,每年缴纳。
老老实实守规矩的,不需要多缴纳一个铜板。但是家财丰厚,想要突破原有限制的,就得交钱了。想要突破越多的限制,买到越多的“稀有皮肤”,就得缴纳越高级别的奢侈税。
从会员起步、高级会员、白银、黄金、钻石会员……
名目得换成此时容易理解接受的,但本质不变。
重点监察有钱大户,老老实实把最顶格的“奢侈税”交了,想换什么皮肤换什么。
即便是开展玩cos,当街扮演三国、西游人物;玩痛车,给自家马车绘制奇怪的图案,他都懒得管。
“太祖崇德尚俭,但是国初时胡风腥臊,‘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所以太祖上承周汉、下取唐宋,宣《衣冠复古诏》,制定穿衣服制,扭转前元乱象,重现我汉正装。
何况当时久经战乱,地荒民寡。为了鼓励耕种、恢复人口,不宜在服制、房屋等方面大开奢侈之风。然而时过境迁,不可同日而语。
国初的服制规限,如今少有人遵守,不如就此更改,以充实国帑……”
朱翊钧把这个想法与张居正大致叙说了一下,后者一时愣在原地。
这个想法过于新鲜,就算是他都不知该如何评价。
认真算起来,除了最底层只顾着填饱肚子的穷苦百姓,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得交这笔“奢侈税”。
即便是他张居正,都没少违反此类规定。
思索了一阵,张居正觉得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他善于灵活变通,并非是古板守旧的保守派,能够借此弥补国家收入,还不影响社会稳定,这个方法就值得一试。
当然,税款的名目不能这么直白,具体的每个层级,需要缴纳的数目也要商榷。
而且对征税的方法也要进行约束,不能任由官吏闯入百姓的家里,随便查看房屋,说一句违规要强制交税。
朱翊钧一琢磨,张居正说的有道理。
如果只是自主申报,大部分人都不会愿意主动交税,然而挨家挨户的排查,征税成本高,结余利润不多,也容易引起民怨。
万历中期派遣太监去各地当税监,找矿源敛财,就造成了很多惨剧。太监、小吏们硬说某个百姓家的宅院、祖坟中有矿,普通人只能老老实实的交钱免祸。
他不能把这项规定变成恶政,让人趁机压榨平民。
具体的细则,还需要详细讨论修改,并且进行试点运行。
正好,南北直隶集中了全国大多数的权贵大户,让他们缴纳这笔银子,不会让人肉痛。万一惹出事端,也能得到及时的反馈进行修订。
经过好一番讨论,又咨询了在旁负责记述《起居注》的于慎行,最终才确定下大体细则。张居正犹觉得不足,准备再放到近期廷议上,听取更多意见。
不过时间倒是已经确定好了,等到明年万历二年的时候,先在这南北直隶推广试行。是否可以推行到全国,先看看效果再说。
于慎行不由感叹,单纯是考虑胥吏的问题,都会牵扯到这么多政策。
朱翊钧笑道:“吏员虽小,却遍布全国,能够直接影响到地方百姓,自然会涉及诸多方面。而且除了改动这三条成为胥吏的方法,还要改变他们的出路。”
准入机制以外、退出机制、晋升机制、奖惩机制,都是会影响到胥吏廉腐贤懒的重要因素。
“胥吏身份不高被人鄙视,不能科举,又没有多大的晋升余地,即便偶有所升,最高不过七品,而且多在国初进士、举人不多的时候。
如今举人都已经多到难得授官,需要等待,更何况是小吏。胥吏们积年累月盘踞本地,看不到晋升的希望,贪念一起,就会肆无忌惮。
所以朕觉得,以后应该允许一部分胥吏参与科举,而且做的好的,都可以得到晋升,不应设限。当然有机会科举的吏员,要比普通童生出身,多出几项核查,证明其在任期间能够任事,而且廉洁……”
朱翊钧还没说完,张居正立刻反对道:“陛下,太祖有言,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以胥吏的名声,如果让他们参与科举,恐怕反对声将会不绝于耳啊。何况以前有旧制……”
“朕自然是读过《太祖实录》的,国初时,为了弥补官缺,多次允许破格提拔,怎么现在就不行了?”朱翊钧挥手反过来打断道,“而且按照旧制,担任典史、驿丞之类不入品级的流官后,一样不得科举。但是先生可曾记得曹鼐?”
张居正顿时语塞,他身为内阁首辅,怎么会不清楚这位远古前任。
永乐时,曹鼐以举人的身份担当泰和县典史后,按规矩就不能再参加科举。
但是他上疏请求入闱,杨士奇嘉奖其有志向,开了特例。
不久后曹鼐中顺天府乡试第二人,廷试考中状元,擢为翰林院修撰,最终在杨溥之后成为内阁首辅。
类似他这种被开特例允许参加科举的还有许多人,比如先担任驿丞,后成为进士的郑温、谭襄……
朱翊钧只不过打算把这个“特例”变成“常例”,开放到更低一层的小吏,打破天花板,给他们一个进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