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树声不是坏人,但他为人古板、守旧。
理学存在很多可取之处,不然也不会被树立为正统延续数百年。可是时间一长理学变得保守僵化,逐渐走向末路。心学由此兴起,在王阳明之后,向全国扩散。
老头子想要继续坚守传统,不过是螳臂当车,早晚会被时代浪潮淹没。
刻意针对陆树声,用廷杖甚至把他关到监狱,反而是落了下乘,让理学门徒借此将他树立为标杆,把自己衬托成反派。
嘉靖通过遗诏,以藩王之位来京,远不如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朱翊钧。他都能够拿捏一众官员,何况自己。
登极大典后,自己已经得到了内廷外朝的一致认可,名正言顺。
时至如今,哪怕太后也不可能真的废黜。
小时候的万历不懂这些,会被太后首辅们吓唬到,朱翊钧可不会。
朱翊钧自认不如嘉靖那般懂权术,但是自己通晓历史,照猫画虎,并非难事。
目前自己所做的革新虽然很多,其实至今没有触碰到最核心的土地,以及最具威胁的军官勋贵。哪怕知道京营的弊症,为了不闹出大动静,一直忍着没动。
内廷整顿的时候,坏人都让冯保当了。朝政的改革,大多都是因为有王宗沐、王国光等官员发现了时弊,顺水推舟。
借着荷花案这个机会,更是整编了京中武备,设立警备司,由海瑞等几名信得过的臣子勋贵监管,掌握京城。
几个保守派文臣的不满,对他而言毫无威胁。
忠诚正统的理学儒者,自然要尊崇三纲五常,即便不满皇帝的作为,最多是学习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劝谏不成后挂印回乡。
若是能够生起其他僭越的心思,就已经违背了自身理念,不是理学儒者,不会因为这种学派之争,与皇帝对抗。
所以陆树声这种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只要自己别先认怂退缩,对方就没有任何实质办法。他在上疏称病请辞之后,紧闭家门,不出门上朝任事,也不接待访客,就是明证。
朱翊钧冷处理,把他晾在一边,打算等儒家学派这一次的交锋,有了结果之后再说。他仔细检查礼部侍郎们拟的仪注,相比第一次经筵时过度庄重的繁文缛节,流程大为简化。
尤其是展书官一类的职位,全部砍掉。
原本负责向皇帝讲解经史的经筵讲官,过去都是有着翰林院编撰以上头衔的高官担任,经过吏部、翰林院共同推举,最后经皇帝钦定。
正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当年朱熹、陆九渊两位理学、心学的先驱大家,在宋时的官职并不高。所以不管是不是翰林学士,都该有开口演讲的权力。
朱翊钧据此放开限制,没有翰林身份的朝官,同样可以报名担当讲官,畅所欲言。这一规定,得到了给事中、御史等一众低品官员的大力支持。
能不能被选中是一回事,开讲有错漏,被人驳斥辩倒,是另一回事。
他们过去连被选入列的机会都没有。
给了这层好处,之前自己缺席第二次经筵的事件,自然被言官们淡忘,不再提及此事,给小皇帝添堵。
同时,这也是朱翊钧给自己以后开讲做铺垫。
坚守许久的界限被改变,打破人们的心理防线,以后继续变化,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至于本次经筵的主题,朱翊钧早已公开,就是讨论王阳明从祀孔庙一事,自然无需内阁点题。讲官们更不用据此拟写讲章,送回内阁审定。
一切都已经议定,朱翊钧将仪注还给礼部,让其公开在邸报上,传抄六部。
内廷筹办的报纸正在试印,所以邸报仍处于人工传抄的低级阶段。饶是如此,消息依旧传的飞快,第二天朝野内外,都知道了下个月经筵的消息。
从南京调任来的礼部侍郎万士和,干脆请假在家,与同属心学一派的同僚们准备讲稿,务必要借此将王阳明推入孔庙,大振心学,重定儒家道统。
坚定的理学门徒自然也是如此,两派一个个摩拳擦掌,只等经筵。
过了两天,报名讲官的名单呈到朱翊钧的手里,一共有三十多名朝官报名担当这一次的经筵讲官。由于经筵时间有限,人数太多,还需要筛选、审核。
就像上一次经筵,经史分列左右一样。这一次的经筵,按照是否赞同王阳明入祀,分列两侧,两边各选五人,担当讲官,就像后世的辩论队一样。
朱翊钧看了一遍名单,好奇问向张居正:“如今理学、心学的门徒,借着王阳明之事,互相攻讦,上的奏疏太多,朕都看不过来了。
难道先生不想学王安石开创新学,趁机一鼎学派之争,推广自己的学问?”
张居正摇头,谦虚道:“陛下说笑了,臣在圣学之道上并无建树,不敢和前人相比。只愿能够革除旧弊,稳定朝政,国富民强。经筵时,臣仍任旧职‘知经筵事’,主持大局。”
“先生务实为国,朕心甚慰。”
朱翊钧赞赏了一句,看手中的这份名单,报名的大多是中品官员,大部分尚书、侍郎都知道轻重,没有选择亲身下场。
只有新任的礼部侍郎万士和,主动卷了进来。
朱翊钧挨个点名,了解其人学派倾向、大致理念,终于敲定名单。
等到三月二日,百官云集文华殿,全新模式的经筵终于开场。
众人朝拜过后,朱翊钧张口道:
“朕有一言,真理越辩越明,不怕他人质疑。
平时朕在文华殿,有诸翰林日讲,为朕讲读经史。若有杂疑,随时可问;若有讲官有了新知,随时可说,无需操办经筵多此一举。故而改变经筵的形式,从原先的讲读经史,变为讨论学问,不限范围。
王阳明从祀孔庙一事,涉及圣学的道统。
南宋时,朱熹、陆九渊有鹅湖之会,争论理学、心学,不分胜负。王阳明重振心学之后,亦多有争论,延续至今。
今日诸讲官可直抒胸臆,论证是非。”